大年初四的下午，冀东平原的风硬得像块铁。
在唐山市顾家庄村村口，风卷着枯草和煤灰，打在路边几十辆重型卡车上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这里没有鞭炮声。作为华北环保红线最紧绷的城市之一，唐山已全域禁燃禁放多年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尖锐的声音——
“滋——”
车载液化天然气储罐正在泄压。一辆半挂货车旁，毛海龙蹲着，盯着气罐压力表。他要在出发前把压力排到安全数值。对于这辆车和它的主人来说，春节已经结束了。
顾家庄村口停放的卡车。 新京报记者 秦冰 摄
我就在唐山长大，初中三年每天都要穿越G205国道。那时候，满载铁矿石、钢管、钢卷的大货车昼夜不息，道路两侧，小吃部、修车铺、烟酒店密密麻麻地排开，专门服务那些南来北往的司机。长大后我才意识到，那些轰鸣的卡车，其实是这座城市最真实的脉搏。
那时候，唐山人对卡车有着近乎迷信的崇拜。“汽车一响，黄金万两；轱辘一转，一天一万。”在那个年代，一辆大卡车不仅是运输工具，更是经济实力的象征。车轮之上，承载的是一个个家庭的希望——县城的楼房，孩子的教育，还有儿子的“老婆本儿”。
有个数字可以说明这一点：据报道，2023年，唐山全市重型货车保有量约12万辆。这是个惊人的数据，按常住人口计算，相当于每70个唐山人就拥有一辆重卡。
如今，这样的景象正在改变。国家去产能推进，唐山钢铁产量被严格压减。越来越多的货物开始通过铁路运输，或被钢厂自有新能源车队承包。留给个体散户的空间，不断被挤压。
但村口这些“冀B”牌照的卡车并没有趴窝。它们开始像候鸟一样，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国道和高速上——新疆、内蒙古、甘肃、黑龙江。车还是那些车，人还是那些人，只是跑得更远了。
2月24日，卡车司机沈新龙正在进疆途中。 受访者供图
我在村口站了一个下午，看着这些司机检修车辆、搬运食物、互相叮嘱。他们没有抱怨，只是平静地计算着出发时间。毛海龙计划过两天去秦皇岛装钢卷，运往天津和山东。这是一种危险的货物——货运圈里有句近乎诅咒的行话：“穷死不拉管，累死不拉卷”。但他表情平静：“不管是钢管还是钢卷都很危险。车开开停停，钢卷倒了就容易出事。”
他更看重的是稳定性：固定的货物、固定的线路、十来个经常同行的伙伴。在这个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行当里，这种“固定”意味着某种安全感。
但这份稳定的代价，这些年越来越沉重。
对卡车司机来说，最大的成本不是油费，也不是路上的吃喝，而是卡车本身。它不只是一个工具，更是一笔随时可能缩水的资产，一笔每月必须偿还的车贷。
刘文山的车此刻正像个伤员一样停在修车大院里。左侧车身挡板缺失，左倒车镜用胶带暂时固定。
刘文山的车停在修车大院中。 新京报记者 秦冰 摄
2019年，他攒够了积蓄，买下人生第一辆属于自己的卡车——一辆“国五标准”燃油重卡。同年，毛海龙也以42万元购入一辆同标准的车。那是一个短暂的蜜月期。“那时候的角儿是真中，人闲车不闲。”刘文山回忆，“当时不跑外地，就跑京唐港到迁安或者东海。只要惦着干，那就斗有活计。（唐山话：只要想干就有活儿）”
但政策的转向来得比预想中更快。2021年，为了备战冬奥会，唐山市发布空气质量保障实施方案：运输车辆必须全部采用新能源或达到国六排放标准。国五及以下的重卡，被挡在钢厂和港口大门之外。
这意味着，他们手里的车在唐山本地瞬间失去了路权。
毛海龙反应很快。2022年，他卖掉那辆42万元买来的车，成交价12万。两年时间，30万元蒸发。2024年，他又卖掉第二辆燃油重卡，价格更惨烈——7万8。“当时国五标准的车已经淘汰了，车几乎是按照废铁价卖的。”
刘文山则挣扎了一年多。他的国五车在院子里停着，活儿少，油价贵。他很清楚，要继续干，必须断尾求生。2024年9月，他卖掉旧车，购入一辆国六标准燃气重卡。车身13米，全款50多万。他付了20多万首付——这几乎是他当时所有身家。剩下的变成每个月12000元的车贷。
为了多挣钱，刘文山开始跑新疆线。从唐山出发，拉着石碴去天津、保定，再从这些城市拉着钢管、石油焦进疆。卸货后，再从新疆拉煤运回唐山钢厂。
他算过账：跑一趟新疆大概需要十一二天。如果顺利，刨除成本能赚一万左右。如果一个月能跑两趟，月收入可以过两万。
外人眼里这是令人羡慕的数字。但只有他知道，这一万块钱里包含了多大风险。
2月11日，农历腊月二十四，刘文山正从新疆返程。为了省下雇司机的钱，他一个人跑。代价是极度的疲劳。高速上，困意像潮水一样涌来。“困得直磕头儿。”距离下一个服务区还有很远，他将车驶入应急车道。“实在是困得不中了，我寻思着眯个三五分钟再走。”
他闭上了眼。
不到五分钟，一声巨响让他从短暂睡眠中惊醒。“哐当一声！我还以为自己睡着了把车开沟里去咧。”
惊魂未定的刘文山下车查看，眼前一幕让他瞬间冒冷汗：一辆载有数吨轮胎的山东重卡，刚刚贴着他的车身擦边而过。左倒车镜被刮掉，左侧车身挡板被撕裂，车上拉的煤撒了一地。
如果那辆车再偏几厘米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卡车左侧倒车镜被严重损坏。 新京报记者 秦冰 摄
交警来了，责任认定：违法停车，机动车载物行驶时遗洒、飘散载运物。刘文山带着后怕和两张罚单回到唐山。他为撒落的货物赔了钱，然后把车开进修车大院。老板告诉他，师傅们都回家过年了，初七以后才能开工，修好大概需要三四天。
在这个本该团圆的春节，他只能在这个大院里，看着这辆承载全家希望的卡车，计算着停运的损失。
相比于刘文山的停滞，同村的沈新龙和毛海龙已经准备出发了。
正月初四，顾家庄村口停放着数十辆重卡。这里是他们的起跑线。沈新龙正在检修卡车。他加满防冻液，检查苫布捆扎。然后开始像搬家一样，把矿泉水、换洗衣物从私家轿车搬到高大的驾驶室里。
沈新龙正在检修卡车，做好出发前的准备。 新京报记者 秦冰 摄
虽然还没正式复工，但他已经接了一个去新疆的活儿。他决定“先跑跑”，当天晚饭后就出发。
他们把生活成本压缩到极致。刘文山的驾驶室，不仅是工作台，也是卧室和厨房。车里有一个车载冰箱、一个老式带屉电饭锅，还有一个烧水壶。左侧车门烟灰缸里插满白色烟头——那是11元一包的“红塔山”，他一天要抽两包。右侧储物格里放着一包已开封但没喝完的“凤牌红茶”。
刘文山的车厢内。 新京报记者 秦冰 摄
“忘记哪儿来的了，反正喝着都一个味儿。”刘文山说，“打盹喽喝啥都不好使，斗（就）睡觉好使。”但即便如此，他一天也只能断断续续睡上六七个小时。
在长达十几天的路途中，吃饭是最大的问题。进入无人区后，饭馆绝迹，他们只能依靠车载小冰箱里的存货。
跑新疆的卡车司机们偶尔也会奢侈一把，三两结伴，享受沿途新疆饭馆的大盘鸡、羊肉串和拉条子。进入无人区后，靠车载小冰箱里的炖肉、炒菜、白米饭支撑。
我的舅舅在村里开肉铺，经常接到同村的卡车司机的订单。他们一般在回家的前一天告诉我舅舅，帮他们预留出几斤五花肉，炒好带着跑车，放久了也不柴。
当然，年后出车，带上车的也很可能是过年吃不完的饭菜。
“哎呀，这不研究吃啥饭捏不，把那过年的剩饭剩菜都整来咧，上车上打搜（打扫）来咧。”
2月24日上午10点多，进入无人区后，沈新龙用电台和同伴商量中午吃什么。他的车载冰箱坏了，买个新的要一千多，他舍不得买，决定等旧的修好再用。
“伴儿多，有四五个冰箱呢，没带吃的也不怕。”沈新龙指了指同行的车队。
2月24日，沈新龙正在和同伴一起在服务区吃饭。 受访者供图
这群司机通过电台保持联系。中午吃什么，哪里有路况，谁的车坏了，都在电台里喊一声。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，让他们在几千公里的孤独旅途中，维持着一种微弱但坚韧的连接。
看着车队缓缓驶出村口，我想起了家族长辈。
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，我的母亲只有四五岁。姥爷刚盖好的房子瞬间塌成废墟。在余震中，姥爷和邻居们没有等待，他们徒手从废墟里扒出檩子和石头，相互帮衬着，硬是把房子重新盖了起来。
那一代唐山人，是在废墟上重建生活的人。他们“靠矿吃矿”，依托这片土地下埋藏的53亿吨煤炭和69亿吨铁矿，把唐山从一片瓦砾中重新拔了起来。震后十年，唐山经济恢复建设基本完成。2005年，唐山市人均生产总值、财政收入均居河北省第一位。那一代人，是被这座城市的资源哺育长大的。
四十年后，轮到刘文山、毛海龙、沈新龙这一代了。环境变了。资源红利消退，产业转型升级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后辈们，无法再像父辈那样，仅仅依靠家门口的资源就能安稳度日。
但那种从废墟中生长出来的东西似乎并没有消失。他们没有用车贷压垮自己，没有被事故吓退，也没有因为家门口没活儿而坐吃山空。他们选择了离开舒适区，去寻找新的出路。
12万辆重卡，12万个方向盘。每一个方向盘后面，都坐着一个像刘文山这样的人。
毛海龙车上的平安符。 新京报记者 秦冰 摄
“志有啥揶，整斗中咧。”——这有啥，干就行了。这是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。这不仅仅是一句方言，更像是一种活法。
晚饭过后，天已经黑了。巨大的轮胎碾过顾家庄村口的水泥路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他们要驾驶着这些庞然大物，穿越半个中国，去往风沙漫天的戈壁沙漠。他们要把新疆的煤炭拉回来，送进唐山的钢厂。曾经，是这座城市哺育了他们；如今，他们正用这种近乎苦行僧般的方式，自己哺育自己，甚至反哺这座正在转型的城市。
车队远去了。G205国道边，风依然很冷。但对于这群唐山汉子来说，只要轮子还在转，希望就还在路上。
就像这座城市一样——从废墟里站起来，在变化中往前走，一直没停过。
新京报记者 秦冰
编辑 杨海 校对 付春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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